山西抗日根据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不能不说是热点，但鲜有从文化传播史视角切入的“整体史”，张汉静教授主编的《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传播史》就是这方面的一次突破和尝试。诚如编者所言：“当前的历史学和传播学都已是非常成熟的学科，且拥有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但二者之间的交叉研究，即对抗日根据地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可以说还属空白，有待学者们去构建相关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我们之所以选取这一研究对象，既是出于填补空白的初心，也是对这一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既言之为尝试，则自然不免“步履蹒跚”，但幸在其研究团队成员始终秉持以“初心”，虽“如履薄冰”，却也“小行其道”，令人耳目一新，在跨学科的交叉点上，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新理论与新认知。以文化传播史研究学科的开放性，包容了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学传播、戏剧传播、音乐传播、民俗传播、伦理传播、教育传播、体育传播等八个方面，搭建了一个多学科相互碰撞、相互对话、相互融合的学术研究阵地和平台。在这本书中，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不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交融于文化传播史研究之中，以区域史的视野聚焦于山西抗日根据地之中。
　　梁启超曾表示：“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古人说，‘一部十七史，何从说起？’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何况由十七史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这一困惑，至今萦绕在史学研究者的头顶上空，究其实质，也即如何以“问题意识”切入历史的研究。山西抗日战争自1937年至1945年，虽有8年时间，却也无法与“一部十七史”“二十四史”之广博比较，但也浩如烟海，涉及近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每一个学科都能找到对话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兴盛，山西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变得“毫无边界可言”，而这势必增加书写的难度和“整体史”的架构，为此我们必须反思“何从说起”这一问题。
　　对此，在该书中张汉静教授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和以往的研究成果，认为：“《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传播史》就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用文化传播的全新视角来探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主导权的获得问题。”也即要重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的斗争方面我们始终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进而牢牢地掌握着社会的文化主导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区别于其他武装力量的根本点”。
　　从文化传播史的取径来看，该书突破了以往就“新闻”而论“新闻”，为“历史”而探“历史”的研究偏向，推动多学科的互动与融合，将研究的视野聚焦于中共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文化实践的各个方面及其在传播过程中对民众记忆、社会文化、抗战思想的建设等内容。“文化不仅不再依附于社会和经济，同时它还具有能动性，即反过来塑造或生产着社会和经济”，也即本书所认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文化传播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些单独和孤立的方面，而是在全社会的层面，分层次、成系统、全方位展开的，是一套完整的社会体系的构建。具体体现在新闻、美术、戏剧、音乐、教育、文学、法律、体育等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主要方面”。这也成为我们理解和重新认知山西抗日根据地史的“一把钥匙”和“整体史”书写的关键切入点所在。基于这一问题意识，该书邀请了十余名中青年学者，以分工负责的方式，对山西抗日根据地史进行了文化传播史视角的重新书写。
　　当然，这本书因为是“初步尝试”，不免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部分章节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仅仅谈及某一根据地，而未涉及山西地域的其他根据地的情况。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的时空划分和当下的行政区域规划之间的冲突未能很好把握所导致的，而对于两者如何平衡，如何进行时空转换，都有待后续深思。此外，某些章节还存在史料呈现多、论述少的问题，且很多史料的突破性不高，多数都是文件、档案汇编等“二手文献”，对田野与社会中的“一手文献”挖掘明显不足。但是，瑕不掩瑜。该书在立意选题、研究视角、体系架构、突出融合等方面的探索，还是值得肯定的。《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传播史》作为根据地研究的深化成果，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无疑有助于提高山西根据地史研究的深度和品质，推动山西抗日根据地研究的多学科融合，为我们展现了根据地史研究的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

作者：贾登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