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19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主办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学术工作坊”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抗战时期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对研究过程中新史料、新问题、新方法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新旧史料相互补充
史学研究的拓展和进步，离不开史料的扩充和深度解读，发掘新史料、运用新史料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当下，抗战史的史料呈现“丰富”与“短缺”并存的特点。一方面，抗战史料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另一方面，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又往往面临史料“短缺”，甚至核心资料极度“匮乏”。日本菲莉斯女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江上幸子利用公开出版的笔记、报刊、文史资料等，分析了战时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领导人陈修良的著作、妇女观等，呼吁中国学者充分关注“孤岛时期”的妇女运动。日本筑波大学副教授山本真运用公开出版的史料，考察了抗战时期湖南省民众宣传、训练、动员等情况，认为当地民众的抗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动员体制存在直接联系。但是，民众战时负担过于沉重且存在严重社会不公，使得民众对国民党动员体制的支持难以长久，这也是导致战后民心向背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认为，这对重新认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传统说法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秉奎利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和台湾“国史馆”的资料，对1937年淞沪战争及虹桥机场事件进行再研究，认为淞沪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极力制造事件以扩充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在低估日本战争动员力的情况下，试图一举解决“一·二八”事变的遗留问题，蒋介石动员精锐兵力、“轮番作战”，带有明显“表演”意图，以便争取国际援助。大阪大学国际政策研究科助理教授邹灿利用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未刊资料，分析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心态变动，日本占领者当局企图借战争爆发和扩大之际，发动“皇民化”运动，在台湾进行“战时动员”。然而，中国大陆的抗战形势使得暗藏抗日之心的民众极力期待战争形势改变台湾的殖民地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认为，史学研究的深入不仅在于新史料的扩充，而且要充分关注前人研究和“旧史料”的再解读，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克武认为，利用新史料并生动讲述历史“故事”，在当下仍是判断历史学者优秀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故事”的讲述应该基于多元史料，而非单一史料基础之上的“单线索独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强调，中日双方士兵的战争体验对研究抗战史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之下，日方士兵及下级军官留下的资料较为丰富，研究者应特别留意。他认为，抗战史资料来源呈现多语种、多元化特点，青年学者要尽可能掌握多种语言。
新视角有助提出新问题
抗战史研究的发展，离不开研究视角的拓展和新问题的提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齐小林从政略、战略、策略角度，对平型关战役进行考察，并不局限于歼敌数目、军队力量投入等传统问题，而是将研究视角扩展到战斗的背景、策划、组织与准备。他认为，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决策者心理等值得高度关注，研究军事史不能只关注战斗本身，而应该从政治史、社会史及文化史角度予以研究，避免军事史研究走入死胡同。
在侵华战争罪责方面，日本学界存在将军部与政府“切割”的现象。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回应，往往局限于“就事论事”的层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殷志强从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近卫文麿的言行、企画院的设立及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角度，探讨了全面战争初期日本战争动员体制的构建，并由此来说明，卢沟桥事变后，近卫内阁不仅未能阻止战争扩大，反而发动“战争总动员”，试图给国民政府致命一击，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研究有力驳斥了日本国内为政府洗脱战争罪责的谬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认为，抗战史研究的视角要开阔，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简单交代事实，而应冷静思考、沉下心思，殷志强的这一研究为今后回应日本学界的类似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鹿锡俊强调，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因素很多，学者们往往从“物”的角度探讨原因，而相对忽略了从“心”的角度进行研究。他指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双方决策层的心理状态值得特别关注。从日方来看，其侵略方针强调，只有重新贯彻“满洲事变精神”，方能使中国屈服，从而使得“对华一击论”逐渐占据上风。此后，日本大举增兵华北、全面战争迅速到来。而在蒋介石看来，只有用“战而不怯”的“精神战胜论”，才能打消日方企图使中国“不战而怯”的想法。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斗志”，但对可能到来的全面冲突缺少整体的战争布局。
围绕抗战史研究的新视角，与会者普遍认为，抗战史研究仍有很多新颖的视角值得注意。比如，从科学技术史角度出发，探讨新技术如何应用于战争之中；从医疗史角度出发，探讨国外先进的外伤治疗理念在战时的普及；从工业史角度出发，探讨全面抗战爆发之际中国工业体系的调整与迁移等。这些将来或许会成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研究领域。
深入具体历史情境
本次会议上，个案“碎片化”研究与整体历史研究的关系，引发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富有启发性的个案研究往往是历史研究向前推进的支点。有的学者则认为，部分个案能说明的问题往往很有限，不能只顾“眼前”而失“全体”。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赵峥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通过对该团体的成立、运作及其受到的多种势力影响进行梳理，分析抗战时期中共将华侨工作与民众动员相整合的努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贺江枫以1937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风潮为考察对象，梳理了该风潮的背景、影响、处理及各方反映，尽可能展示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政治与经济”“权力与市场”博弈的过程。北京语言大学讲师祝力新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创办的《满洲评论》为基础史料，通过该刊物对日本“大陆政策”“满洲国第二期建设”、卢沟桥事变等内容的分析，考察1937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统制策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严海建以常德会战前后国际形势与国内战局的变化为基础，考察在此影响下国民政府的军法机关对余程万擅自突围、弃守常德案的审判，揭示出战时军法处置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及其运行逻辑。
汪朝光认为，个案研究有其独特意义，不能不顾一切地强行将个案研究与宏大历史叙事联系起来。当然，个案研究应当建立在扎实的史料积累和翔实的逻辑论证基础之上，数量庞大的个案研究精彩纷呈，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在研究视角上也会有突破。他认为，把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引入史学研究中，将极大推动史学研究中“事”与“理”的动态平衡。王奇生也认为，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应该与抗战时期的当事人“共情”，只有设身处地地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深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理解这些人基于其所见所思而付诸于现实的行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