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主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章百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兼科研管理部主任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和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敏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作者代表发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及媒体记者共20余人参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是一部大型抗日战争通史著作,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书中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读者对抗战有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收录文献341种,近5万页,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体现了身处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对于全民族抗战的认识与思考。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在致辞中首先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出版缘起,从2005年开始讨论立项到2019年底出版,历经14年,抗日战争打了14年,写这部抗战史也花了14年。王建朗指出,八卷本的作者都是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每卷作者在自己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均有所创新,力求反映最前沿的内容。特别遗憾的是,主编步平先生和第二卷作者荣维木先生在书未正式出版前先后去世,这套书是对两位最好的纪念。从全书架构上来说,该书在内容上比过去出版的若干抗战史更为全面,既对战时军队本身做了专门研究,还设置专卷系统展示了沦陷区和伪政权的情况,这是过去抗战史研究关注不太多的地方。战后处置与战后遗留问题和战时中国的外交也各有一个专卷书写。他认为,这套书的一个重要特点还在于,讲抗战不仅讲战争,也讲清楚抗战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对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该书写作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思想即是“全民族抗战”,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础。
王建朗指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这套书对抗日战争军事资料的研究应该会有非常大的推动。过去我们经常为资料而苦恼,现在有了抗战文献平台,有了这套书,查找资料更方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致辞中指出,作为一个出版人,有责任把最新的研究进展和最好的研究成果出版出来,与全社会分享。他认为,好的作品是研究者、学者和专业的学术编辑共同打磨、互相融合做出来的。“编而优则研,研而优则编”,编辑和研究者、学者之间身份是可以自如转换的,要能做到这个程度,才能有好的成果奉献给社会和国家。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这样的大型丛书也充分展示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一个人文社科领域的专业学术出版社所应该做的事情。“十四五”时期,社科文献力争成为“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专业学术出版平台。
《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优秀学术成果,其中《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第一批成果之一。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兼科研管理部主任杨艳秋介绍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的评审和出版情况。她指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筹指导全国的史学研究,凝聚力量推动中国史学的前进。为此,中国历史研究院积极推进管理机制创新,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另外也积极推进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包括中文学术出版资助和学术外译项目两大类,希望能推动更多能够代表中国历史学水准,反映中国历史学前沿的学术精品成果出版。
在作者代表发言环节,《中国抗日战争史》作者代表、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指出,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特别重大。他举例说,我们常常讲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局部抗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抗战中完成凤凰涅槃的转型,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事实上就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个转型过程。他认为,现阶段抗战史研究还远远不够,和研究民国史一样,研究国民党必须研究共产党,既要研究国民党北伐、国民革命,也要研究之后的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研究抗战还需研究日本。抗战史的研究面向很广,抗战对中国人的精神提升非常重要,对于民族复兴,它的精神作用不可忽略。从学术上来讲,抗战研究一定是中国学术的富矿,至少30~50年之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受关注、最值得投入的一个领域。他呼吁,中国史、世界史学者携起手来,全方位深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这不仅对中国历史、中国抗战史研究是个发展推动,对整个亚洲史、世界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研究也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主编、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敏在发言中指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的出版为抗战史研究再出发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资料根基。她选取其中的精华部分进行了介绍,资料集中有关于中共领导人的著作资料,主要选编抗战时期的版本,而不是后来的排印本。
另外,本资料集还注意收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左翼人士和其他相关人士对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论述,对比国民党方面关于游击战的相关论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想的影响力和科学性。
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指示精神,项目组也非常注意搜集反映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建设方面的出版物,比如反映人民军队建设的《部队的文化学习与文娱活动》《战时的政治工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向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大会太行会议的工作报告》等,希望通过资料集的出版,推动根据地史的研究走向深入、系统。
关于国民党的资料,资料集选编的重点是比较稀见的反映国民党军政和军情的机密资料,尽量客观反映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作战的历史面貌。这些出版物上,很多标有“机密”或“极机密”字样,在当时都是内部印刷品,史料价值非常高。另外,还有存世很少的有关日本军情介绍的内部出版物。
在学者交流环节中,与会学者和作者就这两部著作的学术意义及如何进一步推进抗战史研究展开了讨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章百家指出,抗战史研究,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抗战史研究比之前更为深入,突破了以往的很多研究禁区。抗战史研究,现在有个大概的框架,但这个框架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从各个方面来讲,怎样能够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框架,这是今后需要做的工作。他认为,任何历史研究,特别是从研究到传播这个过程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四个字:提炼、概括。所谓提炼即是从无数众多的事情里,把最重要的那些点或要素找出来。所谓概括即是需要用很简单的语言把最重要的东西叙述出来。只有在史学这个行当里的人会说“一字千金”,历史的叙述需要史学家的提炼和概括。历史研究工作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把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推向社会。在信息化时代,怎样把正确的信息、新的研究成果向外传播是当下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教授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史》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显示出当前抗战史研究学界长期以来的学术积淀。这书的特点有三:全面、系统、有创新性。以前我们讲中国抗日战争史很少讲社会,这次专门有一卷讲的是经济与社会,而且涉及民众生活,涉及社会动员。更有意义的是,有一章专门讲“民族认同”。最后一卷也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今天深化对抗战史的认识非常有帮助。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给予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高度评价,他认为,该书是目前大陆学术界有关抗日战争方面资料最全、各方面专题研究最深、最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学术著作。他指出,学术研究的左右两轮,一个是史料,另一个是在史料基础上的研究,两轮共同运转,学术就往前发展了。他建议,在100卷军事资料集基础上,继续出版更多的资料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认为,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需要加强。他建议,在抗战史专题研究已经做得很深很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通史著作的撰写与出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桂芳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的出版,标志着大陆学者研究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在研究资料方面,抗日战争史的资料浩如烟海,编者能在这么多的资料中精心地比较、挑选出来这100册,工作量非常大,很不容易。她同时认为,学者做研究既要有高度、深度,也应该通俗易懂,也应该做一些雅俗共赏的研究,抗战研究也要大众化,不能总是阳春白雪。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通指出,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众所周知,其实还有很多很有价值、很重要的资料躺在档案馆、图书馆里,史料的公布实际是引导学术发展的进步。比如前几年大家排着队去胡佛研究所抄蒋介石日记,几乎成了一种“史学行为艺术”,这就说明史料的重要和学者对史料的重视。在史料公布和出版过程中,出版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抗战史料、近代史料的整理发布,给研究者提供方便。
黄道炫研究员提到,他大概在2014年年中参加这个写作,当时要求是2015年初交,大概就是用半年时间完成写作,因此这一部分还有进一步的修订和拓展空间。 同时要感谢出版社的编辑,责编指出了很多注释上的问题,对书稿的修改很有帮助。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指出,整个抗战史的研究具有世界性,应该更加开放,整理公布更多的资料,并多加利用。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金以林指出,20世纪以来,抗战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进步,很重要的一点是史料的开放。研究是无尽头的,抗战史的研究肯定是要进一步推动和加强,而把史料研究做好,进一步培养好新的研究者、接班人,进一步地推动抗战史研究,相信未来会有前途。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综合处处长杜继东指出,近代史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多部重要成果,学者、出版社相互支持、促进,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出更多成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的出版,对于纪念抗战英烈,弘扬抗战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深入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